近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大商所开展生猪期货交易。这是期货市场落实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的新举措，也是资本市场发挥中枢作用，更加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体现。生猪是我国价值最大的农副产品，为让各方充分了解生猪产业基本情况，即日起，本报将推出“解析生猪产业备战生猪期货”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系列报道之一：养殖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生猪价格

 

      我国生猪种类繁多，养殖周期、疫苗等多重因素在影响生猪价格波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我国养猪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猪种资源众多，养猪经验丰富，是最早将野猪驯养为家猪的国家之一。近代，我国从西方引进先进养猪技术，利用国外的优良猪种改良本地猪。如从20世纪初开始，引进巴克夏、波中等优良猪种，与我国北方猪种杂交而育成的新金猪、定县猪，具有肉质好、产量高的特点。改革开放后，我国生猪养殖量不断增加，到2004年，我国生猪存栏4.8亿头，出栏6.18亿头，猪肉总产4701.6亿吨，均居世界首位，成为养猪第一大国。

 

      “但随着我国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和行业发展，生猪价格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波动。”市场人士表示，行业内以“猪周期”来反映我国生猪价格的大幅波动，其中母猪繁殖、仔猪繁殖和疫苗三大要素对生猪价格影响巨大。

 

      据介绍，全球生猪养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用于养殖的生猪品种几经迭代，已经形成了以长白猪为主，其他商品猪种为辅的格局。巴克夏猪、约克夏猪、格洛斯特花猪、杜洛克猪以及长白猪成为全球主要的养殖品种。

 

      现阶段，我国规模养殖场的生猪以外三元为主，即杜洛克、长白猪、大约克夏猪三元杂交而成的商品猪。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以“杜长大”三元杂交商品猪为主的引进品种占出栏总数的70%以上，是我国猪肉生产的主力。

 

     “整个生产流程中，扩繁的两个阶段各需要经过14个月，商品猪阶段，母猪妊娠至分娩需3—4个月，仔猪成长为商品猪出栏需6个月左右，共计约10个月。”上述市场人士说，在此过程中，生猪供给需求的变化即可能对生猪价格构成重大影响。

 

      母猪养殖阶段，不同时期的饲料成分是影响养殖效率的主要因素。母猪饲料大致可分为怀孕期、泌乳期及后备母猪饲料，三个时期的饲料主要区别在于饲料成分及能量。母猪作为成年阶段的生猪，自身具备成熟的免疫系统，在疫病防治方面与商品猪育肥阶段大体相同。

 

      仔猪养殖阶段，仔猪的成活率、出栏率等将直接影响养殖场的盈利水平。仔猪阶段使用的饲料为前端料，具体分为教槽料和乳猪料。前端料在饲料中科技含量最高，是保证仔猪健康成长的关键。影响仔猪成活率和出栏率的疫病主要有仔猪腹泻、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经典猪蓝耳病）、猪囊虫病、炭疽、猪丹毒、猪肺疫、布鲁氏菌病等，其中仔猪腹泻对成活率的影响最大，一般冬季疫情严重，造成仔猪成活率较低，因此仔猪阶段的疫病防治十分关键，仔猪养殖区域的卫生消毒和物理隔离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疫苗方面，疫病防控是生猪养殖的关键，根据母猪及商品猪生长特点，科学合理地安排免疫接种计划和疫苗种类十分重要。以母猪阶段为例，细小病毒疫苗为阶段性疫苗，一般用于后备母猪及母猪生产后10天左右；乙脑疫苗为季节性疫苗，用于蚊虫多发季节，一年注射两次，分别在3月底及7月底。

                                 

                                   系列报道之二：全球猪肉市场供应“周期性”明显

 

     相关数据显示，2005—2018年，全球生猪年存栏量变化明显，但整体保持在7.5亿头以上。2007年，全球生猪存栏达到8.26亿头的区间峰值，随后下降至8亿头以下，并进入振荡阶段。2012年，全球生猪存栏回升至8亿头，而后逐年下降，于2016年达到7.71亿头的区间低值，并进入缓慢增长阶段。2018年，全球生猪存栏量7.73亿头，较2007年峰值下降6.41%。

 

      “中国是生猪养殖大国，2018年生猪存栏量为4.28亿头，约占全球生猪存栏总量的55.38%，排在第一位。”上述人士介绍，其次是欧盟27国，占比约为19.43%；再次是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占比分别为9.46%、5.02%、2.97%。

 

       据介绍，在全球生猪出栏及分布方面，2005—2018年，全球生猪年出栏量呈周期性波动趋势。2018年全球生猪出栏量为12.98亿头，环比上升2.49%，较2005年增加7.28%。中国是全球生猪出栏量最大的国家，约占全球生猪出栏总量的54.56%，接着是欧盟27国，占比为20.96%，之后为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占比分别为10.33%、3.16%、3.49%。

 

       全球生猪消费方面，2005—2018年，全球猪肉消费呈振荡上升态势，2013年之后年增速变缓，2018年消费量达到最高，为1.12亿吨，环比上涨1.78%，较2005年增长20.68%，年均增长约138万吨。全球猪肉主要消费地区按年消费量排名依次为中国、欧盟27国、美国、俄罗斯、巴西、日本、越南、墨西哥、菲律宾、加拿大。其中，2018年中国消费量占比在49.26%，远超排在第二位欧盟27国的19.01%，是其猪肉消费量的2.59倍。

 

      “生猪进口对我国生猪供给影响明显。”上述市场人士说，在猪肉出口方面，2018年，欧盟猪肉出口量居第一位，占据世界猪肉出口总量的34.74%，美国紧随其后，所占份额略低于欧盟，美国、欧盟的出口量之和占据了世界出口总量的66.27%，其他国家猪肉出口总量共计占比在33%左右。在去产能及生猪行情高位运行背景下，201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猪肉进口国。世界主要养猪国看好中国市场，其低养殖成本优势突显，价格低廉的猪肉产品大量出口至中国。

 

      显然，作为全球第一大猪肉进口国，欧盟、美国、巴西等地区生猪生产和出口情况对于我国生猪价格影响明显。

 

      据介绍，欧盟27国是全球第二大生猪生产区，2018年生猪出栏量在2.72亿头，环比增长1.49%；猪肉产量2430万吨，环比增长4.25%。欧盟的养猪模式为规模化饲养和散户饲养并存。

 

      美国是世界第三大生猪生产地区和消费地区，2018年生猪出栏量约1.34亿头，环比增长3.54%，占全球生猪出栏总量的10.33%。美国生猪养殖以家庭农场为主，饲养规模一般较大，市场上96.6%的猪肉供给是由规模养殖户提供，年产5000头以上的大规模养殖企业提供了全国猪肉总供给的60%以上。

 

     2004年至今，巴西生猪出栏量整体呈增长之势，2018年出栏量为4095万头，环比增长1.79%。随着生猪产能和猪肉产量的增长，巴西成为世界第四大猪肉生产国及出口国。在巴西养猪业中，一体化生产模式约占70%，其余30%生猪是由独立的养猪场生产的。巴西生猪传统主产区位于南部各州，以中型和大型养猪场为主，母猪数量在50—5000头之间。

 

       而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生猪生产国及猪肉消费国，生猪出栏量及猪肉消费量占全球比重均在50%以上，但我国并非养猪强国，在种猪育种技术和行业整体规模化水平方面与美国、欧盟等养猪发达国家及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2018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占全球生猪出栏总量的54.56%，猪肉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49.26%，远超排在全球第二位的欧盟27国。

 

       2005—2014年，我国生猪出栏整体呈增长趋势，2014年达历史高值的7.35亿头，而后回落并趋于稳定。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8年我国生猪出栏量为6.94亿头，环比增长0.76%，年末生猪存栏量为4.33亿头，环比减少0.41%。从市场实际情况来看，影响生猪出栏量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养殖规模化程度、疫病、行情及政策等。2019年国内非洲猪瘟疫情蔓延，生猪出栏量降至5.44亿头，环比大幅度下滑21.61%。目前国内生猪产能处于缓慢增长态势，但由于产能恢复周期较长，2020年年底或仍难恢复至原有水平。

                                 

                               系列报道之三：饲料及仔猪在生猪养殖成本中占比最大

 

        据介绍，2015年以来，饲料价格整体低位运行，对生猪养殖形成利好，生猪价格成为影响盈利的主要因素。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2018年8月以后，疫情严重地区猪价处于低位，2019年1月底东北最低价格仅为8元/公斤。随着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猪价屡创历史新高。截至2019年年底，国内自繁自养养殖盈利已突破3000元/头。

 

       “当前，我国生猪养殖主要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公司+农户”模式，一种是自育自繁自养一体化模式。”上述负责人说，育仔和育肥是区分养殖企业经营模式的主要判断依据。

 

       该负责人介绍，“公司+农户”模式下，公司仅保留种猪繁育和育仔阶段，而将商品猪的育肥阶段以委托饲养的方式交由农户负责。由合作农户按照公司的标准自己出资新建或改造现有的养殖场，并通过与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缴纳一定的预付金（根据生猪行情变化进行调整），“代替”公司进行生猪养殖。生产周期结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价格回购成熟的商品猪，并支付一定的托管费；保证金可以退还给农户，也可以抵用下一生产期的保证金。

 

        自育自繁自养一体化模式下，企业自建养殖场，统一采购饲料、疫苗，雇用农工集中进行种猪的育种和扩繁、猪苗的培育、生猪育肥等全部生产过程，并统一销售给终端消费者。从上游的育种和饲料，到中游的扩繁和育肥，再到下游的屠宰销售，通过一体化的产业链，做到生产全环节可控。一体化产业链使得公司将生猪养殖各个生产环节置于可控状态，在食品安全、疫病防控、成本控制及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方面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与自繁自养养殖场相比，育肥户养殖过程中仔猪成本（可变成本，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而变化）占比明显增加。”上述负责人介绍，按照当前15公斤外三元仔猪2000元/头的价格计算，仔猪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高达61.37%，远高于自繁自养的占比。人工、水电、药物等成本包含在其他成本当中，约占总成本的4%。

 

       据介绍，随着我国规模化养殖不断推进，2005—2014年，我国生猪出栏整体呈增长趋势，2014年达历史高值的7.35亿头，随后回落并趋于稳定。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在6.94亿头，环比增长0.76%（2014年生猪出栏量为7.35亿头，为十年以来最高）；年末生猪存栏量为4.33亿头，环比减少0.41%。2019年国内非洲猪瘟疫情蔓延，生猪出栏量降至5.44亿头，环比大幅度下滑21.61%。目前国内生猪产能处于缓慢增长态势，但由于产能恢复周期较长，至2020年年底或仍难恢复至原有水平。

 

       “虽然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庞大，但生猪进口已经成为我国生猪产业的有益补充。”上述负责人说，我国生猪进口以种猪为主，猪肉为辅。

 

        据记者了解，2010—2018年，我国种猪进口整体趋势与“猪周期”调整基本一致。2014—2015年，猪价低迷，养殖场为减轻出栏压力，及时规避损失，种猪进口量保持低位。2015年后，市场看涨预期增强，种猪进口量提升，至2017到达新一轮高点。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国内养殖企业扩产意向下滑，扩张速度放缓，种猪进口量呈现明显走低态势。2019年，种猪进口量跌至5000头左右，环比下跌15%。2019下半年以来，随着生猪价格不断攀升，大型规模化养殖企业获利丰厚，开始积极扩产补栏。进入2020年，国内种猪、仔猪价格大幅提高。预计2020年种猪进口较2019年将大幅增加，进口量或回升至10000头附近。

 

        猪肉进口方面，2014年以来，我国猪肉进口量趋势上涨，当年进口总量为56.40万吨。2016年受国内生猪价格飙升影响，猪肉进口量达到近十年高峰，为162.03万吨，环比涨幅108.40%，随后两年回落趋稳。

 

       2019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猪肉供应缺口明显，全年猪肉进口量达到210.80万吨，环比上涨75.66%，创历史新高。

 

                                      系列报道之四：2019年我国猪肉消费量创15年新低

 

        据介绍，2005—2014年，我国猪肉消费量整体呈增长趋势，2015年出现小幅下滑，而后趋于稳定。2018年，我国猪肉消费量为5519.08万吨，环比小幅增长1.15%。2018年，国内生猪供应量涨势缓慢，主要原因是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国内生猪调运受限，主销区生猪供应不足，主产区供应充足但消费不足，造成生猪消费整体缓慢。

 

       从人均猪肉消费数据观察，2008年起，我国猪肉人均消费量基本保持增长态势，2015年达到10年以来的峰值40.3公斤，较10年间的最低值31.58公斤增加8.72公斤。而2016年开始，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出现下降。2019年，受产量大幅减少的影响，人均猪肉消费量为27.1公斤（根据我国猪肉产量及人口数量计算所得），环比大幅下滑30.03%。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猪、牛、羊、禽肉产量为7649万吨，比上年下降10.2%。其中，牛肉产量为667万吨，增长3.6%；羊肉产量为488万吨，增长2.6%；禽肉产量为2239万吨，增长12.3%。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国内猪肉产量大幅下滑，牛、羊与禽肉总产量则呈现增长态势，替代作用明显。后期，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牛、羊、禽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将更加明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关注的不再是‘吃得多’的问题，而是‘吃得好、吃得健康’的问题。”上述负责人认为，随着牛、羊、禽等肉类供给的增加，消费者在肉类消费中拥有了更多选择，肉类的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猪肉消费量的比重逐渐下降。

 

猪肉消费量的下滑除了与非洲猪瘟有关，也与我国猪肉消费结构密切相关。

 

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生猪屠宰量达24251.78万头，较2017年增加2067.94万头。全国生猪屠宰量占比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为广东、山东、四川、河南、江苏、浙江、湖南、广西、河北和湖北，上述地区屠宰量占总屠宰量的比重为69.25%。其中，前5个地区占比为47.27%，广东约占13.77%，山东约占11.73%。

 

      生猪出栏后进入屠宰场，经过屠宰，分割成各类猪肉产品。屠宰企业猪肉产品主要分为鲜肉（猪肉鲜品）及冻肉（猪肉冻品）两大类，除了生产环节略有不同外，两大类产品的下属分类一致，均为白条类及分割类。

 

      “近年来，我国猪肉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从冷冻肉到热鲜肉、再从热鲜肉到冷鲜肉的发展趋势，形成了‘热鲜肉广天下，冷冻肉争天下，冷鲜肉甲天下’的格局。”上述负责人称。

 

       该人士表示，纵观近几年猪肉消费结构的变化，冷鲜肉及深加工制品在猪肉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呈缓慢增加趋势，消费区域集中在广东等南方市场的热鲜肉，在消费中的占比逐年下降。根据调研数据，仅对比热鲜肉及冷鲜肉，根据地域消费特点及屠宰企业分布，冷鲜肉多由规模以上屠宰企业生产，且多集中在北方市场，冷鲜肉在猪肉消费中的占比为40%，热鲜肉则高达60%。

 

      整体来看，热鲜肉消费渠道以农贸市场为主，冷鲜肉则以超市、专卖店等渠道店为主，冷冻肉主要供给肉制品深加工企业、餐饮行业等市场主体。

 

                                  系列报道之五：非洲猪瘟致2020年出栏均重明显上升

 

       据了解，目前，国内生猪贸易模式主要分两种，分别称为直采和中介，其中中介模式又可细分为猪经纪和中间商。

 

      直采方面，即屠宰厂直接向养殖场采购生猪，这一模式主要在大型屠宰厂和规模化养殖企业之间发生。由于规模化养殖场生猪养殖过程控制较严格，生猪质量有较好保障，定价方式以活猪直接定价为主。中介方面，即屠宰厂和养殖场之间通过中介方对接，完成生猪贸易。中介方具体可分为猪经纪和中间商两类，猪经纪对接养殖场和中间商，中间商对接猪经纪和屠宰厂，也有相当一部分中间商直接对接养殖场和屠宰厂。

 

     “在此过程中，生猪出栏时的体重对养殖场和中间商至关重要。”上述负责人表示。中间商是生猪贸易中最重要的主体，在整个生猪贸易的过程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国内85%以上的生猪贸易是通过中间商来完成的，大部分中间商直接对接养殖场和屠宰厂，以赚取生猪收购和销售的差价利润。

 

      因此，在我国生猪贸易中，中间商最关注的是生猪的品种和体重。目前，我国生猪养殖品种以外三元为主。对于经过三元及以上国外良种猪杂交形成的改良猪种，背膘厚度与体重关系密切，生长期越长，体重和背膘厚度越大。一般情况下，中间商通过体型来主观判断生猪宰后的质量情况。

 

     除生猪品种和体重外，中间商还会关注外观，应具有瘦肉型猪的体型外貌，体表无脓包或肿块，行走自然。通常，会在生猪出栏时观测，依靠主观判断。

 

     “一般来说，养殖场的生猪出栏送至屠宰厂的过程中，主要依靠汽车进行运输，为控制生猪进食进水量、运输途中排泄消耗等问题，中间商会通过要求养殖场提前断食断水来保证。”上述负责人说。

 

     同时，在运输之前，中间商还需要满足检验检疫要求，生猪出售前需向地方畜牧局申报检验检疫，其中运往省外需要提前1周，省内提前2—3天。生猪出售时，畜牧局相关技术人员到场进行检疫和瘦肉精快速检验。生猪进入屠宰厂前，需要检查耳标、检疫票和车辆消毒证。猪肉产品出厂时，具有检疫票、合格证和标签。

 

     该人士称，正常情况下，我国商品猪出栏体重维持在120公斤的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季节性消费的影响。10—12月，腌腊旺季，生猪出栏体重明显提升，南方局部地区生猪出栏体重可达150公斤；4—7月，消费淡季，需求端喜好瘦肉，养殖端普遍降低生猪出栏体重，此时，110公斤左右的生猪较受欢迎。

 

     近两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我国生猪出栏体重发生明显变化。

 

     上述人士介绍，养殖端为降低疫情风险，主动降低生猪出栏体重，部分养殖户恐慌性抛售，2019年3月，全国生猪出栏均重最低降至110公斤，环比下滑5.60%。随后，5—8月，南方市场进入疫情高发期，养殖端同样出现抛售，生猪出栏体重再次下滑。直至9月，疫情趋稳，生猪出栏体重才开始增加。进入10月，猪价快速上涨，养殖户惜售情绪升温，养大猪意愿增强。11月，生猪出栏均重增加至最高的133.80公斤，同比提升14.15%。

 

        进入2020年，1—3月，国内生猪出栏均重明显高于往年同期。截至3月底，生猪出栏均重为126.43公斤，业界普遍看好未来盈利，预计2020年生猪出栏体重维持在较高水平。

 

                                 系列报道之六：非洲猪瘟致国内生猪调运量显著下滑

 

        据介绍，正常情况下，我国生猪跨省调运活动频繁，每年秋冬旺季调运量相对较多，夏季消费清淡，加之调运过程风险增加，调运量随之减少。其中，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四川和广东八省份人口集中，猪肉需求量较大，是我国传统的生猪调入地区。而东三省、河北、山西、安徽、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和云贵十四省生猪养殖量相对充足，为生猪主要供给来源地区。

 

      “运输成本和生猪调运过程中的死亡、损耗是影响生猪调运量的关键因素。”上述市场人士称。

 

      运输成本方面，在生猪运输过程中，相对固定的成本是运输成本，即燃油费。对于自己有车的中间商，除去燃油费，需要承担的是车辆的折旧费以及员工工资；对于租用车辆的中间商，在支付燃油费的同时，还要支付租车费，通常情况下，燃油费与租车费是同时支付的。

 

      生猪死亡及损耗方面，在生猪运输过程中，1000公里范围内，正常掉膘损耗不超过3.5公斤/头。贸易中出现生猪死亡，由贸易商自行处理，屠宰厂拒收。因此，一般情况下，为避免长距离运输带来的过多损耗和生猪应激死亡风险，中间商的贸易半径多在1000公里以内，但当两地生猪价格出现较大价差时，为追求高额利润，中间商也会进行远距离跨省贸易。

 

       但非洲猪瘟疫情暴发，显著增加了运输成本和生猪调运过程中的死亡风险。

 

     “政策方面，为控制非洲猪瘟疫情扩散，农业农村部陆续出台了多项控制生猪调运的政策。”该市场人士说，目前，农业农村部实行的调运政策为2018年12月27日发布的《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活动的通知》（农牧发[2018]23号），其中规定疫区所在县生猪不得调出本县，疫区所在省生猪不得调出本省。同时，农业农村部强调要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跨省（区、市）调运，提倡以省内屠宰消化为主。目前，生猪的跨省调运多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省内调运基本不受限制。

 

       在调运政策的影响下，生猪调运成本显著增加。

 

      该人士说：“2018年年底，国家为抑制活猪调运，取消高速‘绿色通道’，生猪调运成本增加。为了减少调运过程中非洲猪瘟的传播几率，农业农村部出台了严格的调运车辆洗消政策。根据车辆大小不同，洗消一次的费用在500—800元/辆，进一步增加了调运成本。”同时，为控制非洲猪瘟疫情蔓延，车辆改装也增加了运输主体的调运成本。疫情初期，国家发布了要求生猪调运车辆改装的政策，各类型车辆改装的费用为11000—21000元/辆不等，根据改装后使用的年限换算，每公里增加的折旧成本为0.25—0.50元。“所以，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过去两年我国生猪调运效率显著下滑。”

 

        一方面，调运车辆一次全面的洗消、烘干需要至少5个小时，冬季北方气温较低，清洗、消毒液体结冰现象普遍，洗消时间增加，一次洗消至少需要8个小时；另一方面，生猪出栏过程中，为避免与外界直接接触，多数企业采用“二次导出”的方式，即外界调运车辆不进入养殖场，各养殖场配备专门的内部转运车辆，从栏内导出至距离猪场1—3公里以外的地点，再转运至最终的调运车辆上。在这一过程中，每车生猪（100—120头）上车时间增加2—3个小时。综合来看，每车生猪调运时间增加8—10个小时，调运效率大幅降低。

 

      “调运政策引起的成本增加、消毒清洗等环节导致的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均使我国生猪调运数量明显降低，所以市场各方需要密切关注我国生猪调运数量的变化可能对生猪价格的关联影响。”该人士说。

 

                                 系列报道之七：生猪供给与需求的博弈形成特色“猪周期”

 

      从供给角度来看，生产成本因素对生猪价格构成刚性制约。

      生猪的生产成本是由人工成本和生猪的物质与服务费用构成的。其中，仔畜费、饲料费、水电煤费、医疗防疫费等直接费用和保险费、管理费等间接费用共同构成了生猪的物质与服务费用。饲料费用在生猪的生产成本中占比最高（一般为40%—60%），同时饲料费用的变化也是生猪养殖过程中最不易控制的成本。生猪的生产成本中占比排第二的为仔畜费用，其波动幅度大，频率频繁，也是猪肉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虽然生猪市场价格变动最根本的影响在供需层面，但是养殖户的心理底价通常受到投入成本的影响。“同时，生猪的供应能力又受能繁母猪存栏量、疫情疫病、冷冻肉进口及出栏节奏调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上述人士认为，母猪存栏占比决定着生猪供应是否充足，疫情疫病的暴发会对生猪出栏量和存栏量造成阶段性影响。并且，我国经常还会从欧美等地进口冻猪肉或者猪肉制品，一旦到港进行销售，将对当地乃至周边的猪肉市场形成明显冲击。猪肉消费方面，则受国内经济形势、疫情疫病、季节因素及替代品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该人士介绍，国内经济形势低迷时，居民可支配的收入有限，对猪肉的消费量会减少，消费市场的萎缩导致生猪价格降低。同理，国家经济形势较好时，居民对猪肉的消费增加，进而使得生猪价格走高。同时，节假日前后，猪肉价格也会出现短期波动。例如，春节、中秋节前猪肉消费量比较大，价格会稍微提高，而节后由于消费者前期购入的猪肉还没消费完，市场需求相对萎缩，生猪价格会有所下降。替代品对我国生猪价格也构成明显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内肉类饮食结构的变化，猪肉“一家独大”逐渐改变，肉类的多样性也影响猪肉消费。当猪肉价格上涨时，人们会减少对猪肉的消费，增加对牛肉、羊肉、禽类和鸡蛋的消费，而对替代品消费的增加会抑制猪肉价格的上涨。例如，在2019年，我国生猪市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猪肉产量大幅下滑，牛羊禽总产量则是小幅增长的态势，作为替代品牛羊禽肉替代作用明显。未来，随着国内经济水平不断提高，预计牛羊禽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或更加明显。“但本质上来看，猪肉价格上涨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形成所谓的“猪周期”。”该人士告诉记者。上述人士认为，形成“猪周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生猪产量不稳定。我国的生猪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发展水平没有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二是规模化养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以年出栏500头为界，我国规模化养殖率为45%。在生猪价格历次波动中，由于散养户缺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只能随生猪价格的涨跌，或盲目扩张生产，或恐慌性退出生产，造成市场出现供需失衡。三是疫情疫病加剧产业波动。2018年8月非洲猪瘟疫情暴发以来，部分养殖场全部清栏，且短期内难以复养。疫情疫病导致生猪供应减少，大大推动猪肉价格上涨。四是生猪生长周期性影响。生猪生产具有周期较长、途中难改变的特性。散养户以当年市场价格为标准预期未来收益，陷入“蛛网困境”，形成生产计划赶不上变化，产量赶不上市场变动的节奏。据记者了解，我国生猪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市场因素和“猪周期”变化相辅相成，互为加强。例如，近两年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生猪供给严重下降，导致养殖户清栏减少供给，进而促使生猪价格从历史低位大幅上涨。

 

                                    系列报道（八）：我国生猪养殖政策助力产业健康发展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我国生猪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和规范。多年来，生猪产业政策、规划逐步完善，有力保障了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近10年，根据产业发展情况，我国生猪产业政策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2011—2013年，生猪市场养殖规模化程度低、养殖技术较落后，国家出台多项政策用于提高种猪生产水平、提高养猪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保障母猪正常生产能力、提高生猪养殖效益。另外，由于散养户对后市预判能力较差，随行就市情况普遍存在，导致生猪价格波动加大，所以建立健全重大动物疫情的预警机制相继出台。同时，鼓励发展生猪订单生产，各级地方政府亦对采取订单方式采购的加工企业实行必要的扶持政策。

 

　　第二，2014年，生猪供应充足，价格走低，市场进入行情低谷，散养户大量退市，同期畜牧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政策出台。自2015年开始，由于生猪产能降至低位，价格不断重新升高。为解决生猪供应不足问题，财政部安排资金扶持畜牧业发展，鼓励规模化养殖，促进养殖过程优化。

 

　　第三，2017年，全国普遍推行环保政策，治理污染、绿色养殖、推动生猪养殖转型升级成为核心工作。彼时，以淘汰限养、禁养区不合规的小散户及养殖场为主，生猪市场去产能动作较多。2018年上半年，环保政策陆续出台，多地完成禁养区清理任务。

 

　　第四，2018年8月，非洲猪瘟首次在我国出现，打乱了原本的市场行情走向，遏制非洲猪瘟疫情扩散成为首要任务，政策调控以加强生猪调运管理、规范生猪调运、做好生猪扑杀补贴工作等为中心任务。2019年下半年，生猪去产能幅度较大，生猪及猪肉价格居高不下。为缓解生猪价格过高，8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11月，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全国畜牧业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千方百计恢复生猪生产，并提出压实地方责任、落实扶持政策、尽快扩充产能、强化监测预警、抓好疫情防控和加强指导服务六方面的举措，加快恢复生猪生产。

 

　　“截至目前，国家继续出台各项政策，加大恢复生猪生产力度，保障生猪及猪肉供应。”某生猪养殖企业负责人告诉期货日报记者。2020年3月，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生猪稳产保供的通知》，有力促进了我国生猪产业的供应和发展。

 

　　在产业发展规划方面，我国在一段时期内猪肉产量有限，设施落后、防控能力弱，产业化程度低。因此，自2011年开始，大型养殖单位在全国布局，农业部也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方式。由此来看，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通过产业化经营真正得到实惠，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和基本要求。

 

　　“近10年，我国生猪养殖政策主要侧重于产业升级、行业环保、疫情防控及产能恢复等。”上述人士表示，从上游育种市场推动整体产能扩充，加速行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到2014—2015年环保战役的集中打响，尤其是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进入我国，国内猪源大幅减少，国家法规政策着重面向生猪养殖端。在加快复产的同时，行业准入门槛提升，养殖业发展向集中化、规模化持续推进。

 

　　据介绍，在对非洲猪瘟的检测中，屠宰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国家陆续出台各类政策，通过明确检测环节和严格结果处置，增强屠宰企业的自检能力。此外，打击生猪私屠滥宰，致力于将非瘟控制在可控范围内。2020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生猪私屠滥宰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对上述环节进一步加强控制和管理。

 

　　生猪贸易方面，2020年4月1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集中开展违法违规调运生猪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为有效控制非洲猪瘟疫情跨区域传播风险，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生猪规范有序调运，促进生猪生产加快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下达集中开展为期60天左右的违法违规调运生猪行为专项整治。（期货日报 姚宜兵）